我的家乡在湘西龙山县一个名叫农车的土家山寨，它位于龙山、永顺两县交界之处，巍峨的永龙界横卧其东，逶迤曾家界屏障其西，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境内凉亭坳更有“永龙咽喉”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建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1934年8月，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同志的率领下，奉中央军委命令西征，从湘赣边出发，穿过湘江，突破敌人重重包围和封锁，于1934年10月24日到达黔东印江木黄与西渡乌江进入黔东地区的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会师。此时，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酉阳南腰界出发，发动湘西攻势，取得永顺十万坪大捷胜利，歼敌2000多人，缴枪2200余支，并乘胜攻占永顺、桑植、大庸三座县城。11月26日，在大庸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苏维政府和省军区，任弼时任省委书记，贺龙任省政府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同年12月上旬，省委派严汉万、罗华生、谢三锡（曙光）、贺传吉同志随红十七师四十九团团长吴正卿、副政委段培钦率该团二营和三营一个连到我的家乡创建红色苏维埃政府。先在洗车河组建了第一届中共龙山县委，县委书记严汉万、组织部长罗华生、宣传部长谢三锡（曙光）、少共书记贺传吉，同时，还组建了洗车河、农车两个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朱际先（红四十九团的教导员）任农车区委书记，米隆发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初，中共龙山县委从洗车河迁到农车乡，其间县委机关遭到龙山保安团刘紫良部的袭击，组织部长罗华生同志和炊事员遇害，县委书记严汉万、宣传部长谢三锡（曙光）负重伤。同年二月，省委派阮正明同志到农车组织建立了第二届中共龙山县委，阮正明同志任县委书记。四月，因敌人围剿加剧，县委被迫撤离。在此期间，农车乡有近百名土家族子弟参加了红军，大部分被编在红六军团十八师。该部在红二、六军团长征时，负责留守根据地掩护主力突围，与国民党军队20多个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浴血战斗，完成牵制任务后，部队沿湘鄂川边境向西南突围，追赶主力，在突围途中，大部分壮烈牺牲，也有一些牺牲在长征途中。红军转移长征后，地主还乡团、铲共义勇队疯狂反扑，大肆捕杀革命同志，杀害红军家属。在我的家乡，就有县委委员郭成书，区委委员周南桥、秦远桂夫妇，区委委员秦思堂，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培元，赤卫队长张良友和十几位革命同志及群众惨遭杀害。
　　我的父亲秦清华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五岁在家乡农车参加了红军。1935年1月，红六军团十七师十九团一营一连在左齐同志的带领下，到我们家乡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队伍。当时父亲的家境十分贫寒，没有上过学，从小就给有钱人家放牛、干活。红军来了就毅然参加了队伍，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当时战争的条件十分恶劣，部队几乎天天行军打仗，随时都有负伤或牺牲的可能。父亲随部队多次参加了保卫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战斗，较大的战斗有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招头寨、芭蕉坨、小井等。1935年4月在湖南桑植陈家河、永顺桃子溪战斗中，消灭敌人3000多人，缴获大炮两门（现在存中国军事博物馆），在湖北咸丰忠堡战斗中，歼灭敌41师纵队部及一个旅，并活捉了敌41师师长兼纵队司令张振汉，父亲也活捉了几个俘虏，其中一名司务长叫陈义生，后经动员参加了红军，战斗胜利后，部队奖励给父亲“勇士”服一套。八月，在小井战斗中父亲负伤。
　　1935年11月，父亲所在的红二、六军团近2万人由湖南湘西桑植的刘家坪、瑞塔铺突围，开始了长征。先后经大庸、沅陵、新化、麻阳、进入贵州铜仁、江口、印江、黔西、大定、毕节等地。在突破 澧水时，与他们一同作战的团长王烈英勇牺牲。在贵州毕节新场战斗中，他们的师长吴正卿在攻打土匪屯粮碉堡战斗中牺牲，由刘转连同志接任师长。在长征途中，这支由井冈山时期组建的红十七师是全军的后卫，曾被红六军团命名为"模范师"，为掩护主力部队打了许多硬仗、恶仗，也付出了较大牺牲。1935年底在贵州毕节，由排长姚典训同志介绍，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滇北宣威的战斗中父亲又负伤（去世时的身上还留有敌人的炮弹皮），负伤后是战友们用担架抬着他行军，伤情稍好一些，又是团政委陈宗尧同志让自己的马驮着父亲走，父亲就是靠着红军指战员这种阶级友爱和无私帮助、关心才没有掉队，并慢慢养好了伤，投入了新的战斗。在长征路程中，无论是什么恶劣的天气都要天天行军打仗，前有敌人围追堵截、后有敌人追兵，天上还有敌人飞机，每天行军要走100多里路，他们多是利用夜晚行军，身上穿的只有一身单薄的衣服，脚上穿的草鞋要自己打，吃的粮食很少。红军穿贵州，走云南、在丽江附近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南无人区。他们来到雪山脚下，准备过雪山。当时是五、六月份，雪山脚下遍地是原始森林，人烟稀少，气温也不低。在上山前每人发了几颗辣椒、一些土茶、生姜，准备到山上空气稀薄的时候吃上几口，以防止呼吸困难。父亲讲，他们是夜里三点钟出发的，开始天很热，上山后，天气变化很大，越往山上走天气越冷，风越大，呼吸越困难。父亲讲，他们爬过的雪山，海拔5000多米高，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很多年岁较大、身体虚弱或有伤病的同志渐渐地支持不住，就倒下了，再也起不来了，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只能看着倒下的同志长眠在雪山上。在距山口还有几十米的地方时，父亲感到胸闷得厉害，呼吸非常困难，两腿特别沉重，实在是爬不动了，想休息一会，他刚刚停下来，正好他的营教导员谭文帮牵马过来，对着他大喊：“小鬼不能停，停下来要没命的！快来抓住我的马尾巴走”。就这样，父亲抓着马尾巴艰难地翻过了雪山。七月份，红二、六军团在四川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汇合，部队改编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总政委任弼时。当时，两军召开了会师大会，四方面军宣传队来部队演出，并送来了粮食、盐巴、布匹和羊，部队生活得到了改善，战士们体力也得到了较好的恢复。不久，他们又要准备过草地，行前，每位战士各自备了粮食、柴草，准备二十天左右通过草地。1935年7月间部队开始过草地，草地就是位于四川西北的松潘草原，到处白茫茫一片，看不到一颗树木，荒无人烟，到处是污水潭，上面长着青草，不小心一踩下去就会连人陷入污泥中，许多战士就这样长眠在草地上。所以在草地上行军要格外小心，只能小心翼翼沿着前面部队走过的路线前进，开始进草地时天气很热，父亲他们身上穿的都很单薄，也不完全知道草地气候变化。当他们进入草地后，才知道草地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看着是好好的天气转眼就恶风暴雨天昏地暗，有时还夹着冰雹打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宿营时，他们就在露天选择地势稍高的地方背靠背地围着火堆取暖。部队越走粮食越少，只好找能吃的野菜或其它能吃的东西充饥。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部队的伤病员越来越多，减员很大。开始每天能走七、八十里路，可是后来每天所走的路越来越少。二十天过去了，他们还没有走出草地，粮食吃完了，就挖野菜，后来野菜没有了，就挖草根吃，由于营养不良，战士们体力下降很大，许多战士走着走着就倒下牺牲了，有的战士在宿营地睡下后第二天早晨就再没有醒来。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要想走出草地必须要有顽强的毅力，父亲就是靠吃野菜、草根，靠顽强的毅力终于走出了茫茫大草地。部队走出草地后，到达包坐，这是草地边缘的一个小镇，有百十来户人家，大家开始有了粮食吃，逐渐恢复了体力。部队筹集粮食给养，稍作休整，又继续北上，在陕西凤县与敌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营长李确，营通信班长都牺牲了（他们的遗体埋在双十里铺镇），父亲接任了营部的通信班长。又随部队继续向陕北前进，于1935年10月在甘肃将台堡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军。父亲讲过，当他们的部队到达陕北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也就是长征胜利结束。他们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时的一个营到陕北时仅剩不到一个连的人了。在万里长征的征途上，红军部队时刻面临着各种各样战斗考验，大仗、险仗、恶仗、遭遇战……仗仗打得惨烈，仗仗生死攸关，再加上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忍饥饿及伤病的折磨，路上平均二、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指战员牺牲。伟大的长征之路是一条洒满红军烈士鲜血的路。父亲到达陕北后，就和他的战友们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战争中父亲又两次身负重伤，特别是在贺龙指挥的齐会对日作战中，八路军战士打得十分顽强，消灭日军吉田大队700余人，在这次战斗中父亲负了重伤，是白求恩大夫亲自为他做手术，才挽救了他的生命。全国解放后，父亲随部队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直到离休。
　　父亲在世时，我也曾经问过他，当初你才十五岁为什么参加红军？父亲讲：“因为家里穷，看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当红军有饭吃，就跟着队伍参加了红军，但后来经过部队的教育，知道了不仅自己有饭吃，还要为穷人打天下，人人都有饭吃”。这就是当时许多红军战士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红军官兵人人平等，从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没有拿一分钱的薪水，大家一样啃树皮、嚼草根，过艰苦生活，但打起仗来，指挥员和党员又总是冲在最前面。父亲讲过他们的连队，不足二十岁的战士很多，十四岁至十八岁的战士也有不少。红军指挥员多数都很年轻，率部队到我们家乡开辟根据地的团长，也就是后来在黔西牺牲的师长吴正卿，当时年仅26岁。他平易近人，爱护士兵，给父亲留下极深的印象，终身难忘。还有父亲在长征滇北宣威负伤时，用自己的马驮着父亲行军的团政委陈宗尧（解放战争前夕南下作战时牺牲），还有救他性命的白求恩大夫和人民群众。
　　七十多年前的长征，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骄傲。父辈们当年浴血奋斗的理想，早已成为现实。今天，父亲和他们那一代红军老战士，大多已经去世，但是他们不朽的历史功绩将永存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