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解剖了千百次，为何近代日本还是决定侵略中国丨见书

近代史上，中国的土地曾经经受着他者目光逐寸逐寸的考察，包括传教士、观光者、探险家、间谍、商人等等，其中尤以近代日本的探查深广且细。

细到什么程度呢？资中筠在《日本“知华”与中国“知日”的差距》一文中曾提到耒阳深山老林里的一处无烟煤矿，因交通不便，在当时的中国亦少有人知，而她的父亲1917年去日本留学时，却在东亚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的调查记录报告中找到了记载，思之令人吃惊。

再说其考察之深广。1928年，戴季陶在其《日本论》中开篇即写道：“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

大正时期的日本

事实上，相比西方，日本对中国的观察和理解确乎有其独特性。

一来，日本曾是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其汉文教育也始终未曾中断（尽管在战后有所弱化），中国文化对他们而言，既是外国文化，又融于本国文化，这种文化上的亲缘性，就如同欧洲人之于希腊罗马的遗产；二来，明治维新以降，日本的西学不断深化，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更是常以“世界强国”和“亚洲冠军”自居。

如此这般夹在中国与西方的双重镜像之间，近代日本的心态一直既复杂又微妙，日本思想家竹内好甚至认为这个在亚洲之中而非亚洲的日本“什么都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也颇像《伊索寓言》里那只蝙蝠的变体：面对亚洲，它是学习欧洲的优等生，并因此自居亚洲领导者，而面对西方，它又以亚洲代表的面目出现，以此争夺世界霸权。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宣传画

这种二重性，也一直弥漫在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观察之中。如果说，由于江户时代的锁国政策，日本人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现实中的中国，而更多地借由研读汉文典籍来认知中国。那么明治以降，中日通行往来频繁，日本人对中国的认知已从典籍被一步步放回了粗糙的地面。而面对这道横亘在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之间的巨大鸿沟，多数日本人自然而然产生了既亲近又蔑视的双重心态，即对历史中国的亲近与对现实中国的轻蔑。

鲁迅的朋友内山完造曾在《花甲录》中叙及自己1913年来中国的原因：“我以前就觉得，如果说世人是五寸的话，自己不到四寸五。恐怕非得到四寸人的社会去，才有可能成功——那便是中国。”与此相关，中国文史研究专家吉川幸次郎（1904-1980），在小学时也曾被同学们赠送一个侮辱性的绰号——“支那人（中国人）”，那是一个看不起中国人的时代。

吉川幸次郎

虽成长于这般轻蔑中国的日本社会，吉川幸次郎对中国文化却不无乡愁情结：“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思想，都是人类的故乡之一，一到某种时刻，有意无意的，就在讲述着对它的乡愁。”与此类似，曾数度来华的小说家谷崎润一郎，也曾在其游记中写道：“中国趣味依然顽强地根植于我们的血管深处”“眼下的我，一方面是尽可能抗拒中国趣味，一方面又不时地以一种渴望见到父母的心态，悄然归返到彼处。就这样反复再三，不能止行”。

当时日本的另一位小说家芥川龙之介，也曾于1921年访华，一路经行南北，追求诗情的他却大失所望，对不少典籍中记载的名胜古迹，几乎是皱眉掩鼻地观看的。对此，他在《中国游记》中写道：“当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所描绘的中国，而是猥亵、残酷、贪婪的，小说中所刻画的中国。”

芥川龙之介

相比芥川，内藤湖南不仅熟悉中国古典文化，也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1899年，在北京过中秋的内藤湖南，因见皇城边杂草没过人头，一度潸然泪下。尽管如此，内藤湖南始终是从文化历史，而不是从政治现实，来确认中国的价值和意义的。在1924 年的《新支那论》中，他不无露骨地写道：“若高于民族之大局，立于世界人类之大处高处观之，其（中国）于政治经济之领域，国家虽濒于灭亡，然其郁郁乎文化之大功业则足以令人尊敬。与此大功业相比，国家之灭亡实无足轻重。”后来的思想家子安宣邦认为这是一种知性的傲慢，因为内藤湖南对古典中国无比熟悉，所以自大到以为可以代中国人思考。

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中，内藤湖南的《支那论》和《新支那论》很快变成了一种可运作的误读被投入现实政策之中。然而，由中国观察转向对日本帝国政策的支持，内藤湖南绝不是孤例，而更像是一种“舆论的气候”，这其中饱含的现实性，可能远比逻辑更有决定性的说服力。阅读近代日本对中国这些深入的观察，或许也可以见出日本为何会走向侵略中国这条不归路的蛛丝马迹。正因如此，野村浩一才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写道：“近代日本的历史，就是对中国认识失败的历史”。

然而，评判成败对错与寻求理解，是判然有别的两项工作。我们相信，在意见纷歧喧嚣的今天，致力于复杂性的理解可能比简单的评判更为重要，毕竟无条件的对错是不存在的。回首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察，那些曾经导致误读的扭曲因素，在今天是否已经得到安魂了呢？为此，这一期的“守夜人计划”，我们邀约了不少深切关注这一话题的写作者，认真重读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行纪和中国研究，以期做一点厘清的工作，这既是试图理解他们，更是反身的自我理解。我们也期待，类似这种彼此评注、相互深化的工作，能打开新的理解空间，即以一种视角的启明，照亮自身视角顾及不到的阴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