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名家访谈】龚曙光：人生就是一场不停歇的跨界

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真正读了几本书呢？自己的知识框架都还没有搭建牢实，就要成为学生的导师，对学生来讲，这应该是一种损失，但对我来讲，却是一份额外的幸运——在人生挑不起这副担子的时候，被硬拉过来，挑了这副很重的担子，逼着我用非常规的学习激情和能力，在短时期内去吸纳尽可能多的知识，让自己千方百计去胜任这份本胜任不起的工作。当然，这也可能把一个人压垮，很幸运我没有垮，而且获得了意外的锻炼和成长。

常常觉得，人生的阴差阳错，其结果总在预料之外。种种因果悖反看起来杂乱无章，其实都是时代在编排。去吉大，就是时代给予的一次人生机遇。

很多时候，人生就像在扔骰子，总想骰子如果打出的是另外一个数字，可能命运就会给我们另外一手牌。我们常常会把拿到手上的那手牌，认为是运气最差的，其实未必。在我的人生中，去吉首大学是一手好牌，我也一直对吉首大学心怀感恩。在那里，我完成了最初的学术锤炼，度过了最快乐的人生时光。吉首大学在我的生命里，不只是一种记忆，而是永远的血脉流动，是越长越鲜明的人生烙印。

现在很多人不觉得我是常德人，包括很多领导跟我相处一二十年，一直认为我是湘西人；北方的一些朋友说我不太像南方人，这就说明湘西文化和齐鲁文化对我的影响已经不浅。其实，人生来就会有地域文化的规定性，任何一个地域文化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它的优点和弱点都值得去审视。如果有机缘，有能力对自己的文化人格进行改造，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的一堂必修课。

另外一个因素是，《潇湘晨报》的成功在于理念和价值观的成功。创办《潇湘晨报》的时候，我提出了“心灵圈地”这一概念。大家都知道，对媒体而言，如果你在读者的心中没有地位，读者不愿意让你去占据他心灵的领地，你是没有存在价值的，也不可能长期拥有读者。

当年的《潇湘晨报》是有理念和价值观的。比方说在法与情之间，我们选择法；在情与理之间，我们选择理；在发展与环保之间，我们选择环保；在强者与弱者之间，我们选择弱者。一个社会事件，在《潇湘晨报》的报道过程中，立场是很坚定的。比如一个强者和一个弱者打架，哪怕你的情感渲染得再好，我们认定的是一个事理——谁对谁错，就是认法理。如果说从法理层面并不能清晰地辨别、判断，那么我们会同情弱者。

虽然今天已经不是《潇湘晨报》如日中天的时候了，其影响力已渐渐式微，但毫无疑问，20年来，它实现了“影响湖南”“维新湖南”这个目标。湖南有很多事情，特别是长沙的很多事情，都是《潇湘晨报》开的先河，而且渐成传统。时代发展到21世纪，中国也逐渐跟世界同步，但长沙这样一个追求时尚的城市，在《潇湘晨报》举办第一场新年音乐会“岁华纪丽”之前，是没有新年音乐会的。迎新年，我们传统的就是打糍粑，吃年夜饭。《潇湘晨报》创刊后，每年请世界各大交响乐团来长沙举行新年音乐会，以至于现在长沙每年都有多场新年音乐会。过去，在长沙是不大有人听交响乐的，现在在长沙，一个白领，一个有一定文化教养的白领，他是不大敢说他不听交响乐的。这就是改变。还有每年的“风尚大典”“读者节”等，《潇湘晨报》开启的第一，都深刻地影响着湖南。

当然，不管技术推动媒体的介质如何变化，不管它是纸还是屏，不管它是大开版的报纸，还是小开版的刊物，媒体最核心的价值还是影响人们的事实判断和价值观念。首先影响的是受众对资讯真实性的判断，然后才是对价值观念的影响。其实，很多媒体是没有价值观的，这就决定了这些媒体不大可能成为好媒体，也很难形成影响力。所以不管技术如何变革，媒体的存在形式如何变化，坚持内容为王，坚守媒体的价值理念才是更重要的。

我们知道，不仅是媒体、图书出版行业，互联网给人类生活所带来的革命是全局性、全域性、全生态的。人类生活除了拉屎、哺乳等几项很基础的活动暂时还没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外，其他的生存方式基本上已经被改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阅读模式和知识传播模式的改变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因为所有人的饭碗、所有人的生存模式都发生了变化。你在改变别人，别人在改变你。一场伟大的革命，一定是不知道谁改变了谁，而谁都在被改变。互联网是改变人类生存模式的一场革命，不是改变某一个业态的一场革命。正因为如此，中南出版传媒不会在时代大变革中慌了阵脚，我们会很坦然、从容地面对和融入技术革命。

中南出版传媒既要接受新技术、新变革，创造一些新的适合互联网时代需求的新产品。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它的核心竞争力，依然是它生产内容的能力，能够抓取到具有原创意义并与时代产生共鸣的内容，这才是中南传媒的核心竞争力。

可以说，这是我们一代人的精神回归，我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乡土社会告诉我的是仰天拜地、勤扒苦做、远亲不如近邻、情谊大于天这些价值理念。这些原始、本真的价值观和商业社会之间的价值观是冲突的。而且，这种冲突是根本性的，这种冲突甚至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人格分裂。

中国乡土社会所蕴藏的那些古老的人文观念、质朴的天人态度、可靠的邻里价值是中国社会流变的活水源头，是我们的根脉。所以，《日子疯长》这本书看起来写的只是我的少年生活，只是我的家人或亲戚朋友，这些故事看上去很个体，但都可以归结到乡土社会这个现代社会的大命题。

这本书，我用祖母的一句话——“日子疯长”作为题目。这个时代是有点发疯的。人类最大的发疯就是摒弃乡土。摒弃乡土就像一个胎儿没有成熟之前剪断脐带一样，这个胎儿是会死掉的。

我在很多场合都说，生命是一个苦难的过程，它不可能是一场狂欢。当然这个苦难是可以熬过来的。就像人一辈子都喝苦茶，但是喝过之后，总会有那么一丝回甘。我家庭中几乎每个人都充满了苦难，但每一个人都很坚韧，没有一个人是被生活本身的苦难打趴下的。像我父亲，身体与生俱来的差，还能活到八十多岁快九十岁，这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奇迹。生活对所有坚韧的人都会报以生命的奇迹。而当你获得这种奇迹的时候，它不仅是一种幸运，更是一份欣慰。这就是我说的人生回甘。

《满世界》由14篇游记构成，记叙了我曾行走过的14个国家。从我的文章中，大家就能看到，我对这14个国家和他们的文明的态度是平等的。我欣赏本民族的文明，也欣赏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甚至欣赏包括像保加利亚这样的小国家，像波希米亚这样“另类”民族的文明。我没有用政治化、历史化的“证据”把文明机械化地分作三六九等，与之相对的，我深信人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社会际遇中创造的文明，都是对我们这个物种的贡献。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莎士比亚所说的“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成为这样一个伟大的IP，也正是因为不同民族的贡献。我以平视的眼光看待异质文明，包容任何一种文化“他者”，不盲从、不迷信，也不偏执、不愤激，心态很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