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历经多次呼吁和讨论，我国首部反家暴法终于开始施行，对家庭暴力的范畴、预防、处置、人身安全保护令和法律责任作出规定。同一天，为解决家暴界定难、取证难等现实问题，湖北首家反家暴鉴定中心成立。
2月29日，武汉市反家暴庇护救助站挂牌，妇联、民政等部门将联合行动，预防、制止和反对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这个听上去很遥远，其实很切近的话题，近年来，随着观念进步和信息发达，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10多年过去了，大家仍在关心：面对家暴，究竟该怎么办？
家暴并不陌生，很多悲剧正发生在那扇紧闭的门后许多人对于家暴最初的认识，来自于2001年播出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15年，但当时剧集中对于家庭暴力伤害淋漓而直接的展现，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一直到现在，只要讨论起家暴的话题，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冯远征所饰演的外科医生安嘉和，那种令人颤栗的阴森暴虐，喜怒无常。
这部电视剧最深刻的社会意义，在于它纠正几个在当时、甚至是现在都很常见的认识误区：
1）家暴并不罕见。那些令人害怕的悲惨情节，就发生在你我身边。每当黄昏来临，看向万家灯火，我们内心应有个理性的声音在说，家并非都是温暖港湾，对一些人来说，那里犹如牢笼地狱；
2）家暴并非只存在于偏远地区和知识文化水平不高的家庭。如安嘉和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样会因为扭曲的性格，对妻子实施暴行，甚至因为他的知识层次和社会地位较高，他的家暴行为往往会得到更好的掩饰；
3）隐忍和沉默，只会助长家暴行为。剧中遭受家暴的妻子梅湘南，在遭遇暴力后，因传统的“家丑不外扬”观念，以及期盼丈夫改变的侥幸心理，一直隐忍不发，努力维系家庭表面的完整，结果只带来更深的伤害。唯有从逃避走向反抗，才能拯救自己，拯救家庭。
很庆幸，那时我们还能拍出如此具有现实意义的电视剧，让许多人对于家暴这一话题，能有更直接，更感性的认识。但现在，我们更需要抬起眼，看看现实中的家暴案例，比起电视剧，真实的暴行更让人触目惊心。
今年2月，在河南新乡卫辉，一个丈夫在酒后毒打妻子，甚至当着儿子的面，残忍的将妻子的双眼挖掉。
在新乡卫辉市的一家医院里，39岁的侯小平仍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她双目失明，双手也失去知觉。2月25号，河南鹿邑县25岁的孕妇李红霞，因遭遇丈夫张某周殴打，在医院刚做了流产手术以后，被丈夫活活掐死在病床上。去年8月15日清晨，50岁的安徽女子李娟，因不堪忍受丈夫长期暴力的折磨，用锤子和菜刀将丈夫杀死在床上，之后选择了自首。……这样的案例，历年来还有很多很多，而这些还是我们能够通过媒体所知晓的，更多时候，悲剧就潜藏在你我周围，那扇紧闭的门背后……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大约有24.7%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由家暴导致重伤、死亡；甚至长期遭受家暴的被害人杀死施暴人的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无论威力多大，立法对于“反家暴”都有显著的积极意义
首部反家暴法施行后，无论是专业领域还是舆论场，都有不少争议。最大的焦点在于，其究竟是否能够有效遏制家暴行为？“有权力，没能力”的执法难问题，会不会再次出现，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事实上，在普遍意义上来看，此次立法最大的意义在于，拉开了那扇紧闭的“家门”，让家庭暴力不再被认为是“家务事”。长期以来，这种认知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多数人的思想观念中，不仅让家庭暴力中的施暴者有恃无恐，更让受害者无法认清自身处境，甚至认为被暴力对待是一件值得羞耻，不可言说的事情，这显然是“反家暴”存在的最大障碍。而反家暴法的施行，正是为公权力的介入，构建了一套预防和处理的法律体系。首先，它界定了家庭暴力的法律概念。家庭暴力不只囿于老公打老婆，家长打孩子，发生于有血缘、婚姻、收养关系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间的暴力伤害行为，都属于家暴的范畴。据全国妇联调查，妇女、老人、小孩、残疾人等都是中国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其次，它要求社会履行一定的法律责任。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等其他单位，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及限制行为能力的人遭受了家庭暴力，有责任、有义务向公安机关报案。最重要的是，它也切实规定了一些法律措施，最受人关注的，一是设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为受害者隔离一些现实的威胁；二是，大家呼吁已久的，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或失职，依法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尽管有一些被认为不够具体，执行力不强，但这部迟来的法律，依然表达出鲜明的“反家暴”的态度。对于推进“反家暴”的社会共识，形成“反家暴”的舆论氛围，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正如全国妇联权益部部长蒋月娥所言，“家庭暴力早已不是个人私事，制定反家暴的专门法律，将使中国4.01亿个家庭中的成员获得公权力的保护。”至于，如何让法律发挥积极效应，则的确需要进一步细化法律程序，增强法律可操作性与刚性，加大对施暴者的惩罚力度，为家暴受害者切实筑起安全防线。帮助家暴受害者，后期扶助才是最重要的一环言及此，我想起此前采访时，接触过的一个案例。当时，一名屡屡遭受丈夫暴力对待的女子找到报社，希望与记者倾谈。在长达2小时的谈话中，她反复哭诉自己遭受的虐待和殴打，展示身上的累累伤痕，甚至还谈及两次被打到流产的经历。但是，一旦我提出离婚、报警或是寻求帮助等解决措施时，她就立刻表现得非常逃避。我尝试问她：既然这样的生活很痛苦，为什么不离开这个人？她很迷惘地说：“离婚之后我要怎么过呢？我没有钱，也没有住的地方…”大多数家暴的受害者，都存在这样的困惑和迷思，虽然遭受暴力很痛苦，但主动离开却更可怕，他们往往倾向于通过第三者的劝说和帮助，让施暴者“改好”，但这往往更困难。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由于家庭暴力中本身就有精神控制的成分，施暴者往往通过恐吓、羞辱、孤立去摧毁受害者的自信，让她们缺乏反抗的勇气；或是利用孩子、经济不平等，性别特权等手段，控制受害者的行为，让她们放弃逃离的选择；另一方面，社会对于家暴受害者的扶助和保护手段，的确少得可怜，物质上的援助就不必说了，即便是精神抚慰，也长期停留在“忍一时风平浪静”、“夫妻没有隔夜仇”等无谓的劝说中。正是因为这样，家暴往往陷入反复循环的怪圈。因此，“反家暴”除了着眼于遏制暴力，惩罚施暴者之外，更需要建立对受害者的救助体系。反家暴庇护救助站是一种形式，但这一形式仍有待完善，比如，目前受害者要申请救助，需要户口本，结婚证等一系列证件？是否过于繁琐和严格？除了暂时性的庇护之外，有没有更为长效的救助措施？是否可以引入法律援助，如何深入社区家庭，如何主动救助未成年受害者等等。唯有后期扶助足够完善，给力，才有足够的力量，将受害者拉出家暴的泥沼，才能给更多遭受暴力对待的人以勇气，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亦有助于更多家庭去修正和调整家庭成员的关系，通过防微杜渐，去减少家暴事件的发生。
前述李红霞被丈夫掐死在病床一案中，为女方提供法律援助的祝双夏律师，在庭上说的三句话很给力，用以做结：结婚证不是家暴许可证，家庭不是法外之地，反家暴是国家、社会、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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