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篇娱乐文章，说王宝强因为深爱他的妻子，投其所好，先后慷慨馈赠白色的玛莎拉蒂和法拉利等豪车。结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和争论，有人感到愤慨，有人对愤慨者进行嘲讽。
愤慨者心中的不平，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自己工作非常辛苦却挣钱不多，连容身的房子也买不起，这些豪车更是做梦都不敢想，感到不平；一种是为其他行业人士打抱不平，他们说，科学家、军人等对国家的贡献很大，而收入却少得可怜。而嘲讽者则认为，王宝强虽然其貌不扬，但凭本事挣钱，用合法收入给妻子买好车，无可厚非；认为那些愤慨者是因为嫉妒，才出言不逊。
两种愤慨者，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当今演艺明星的高收入是不合理的；而嘲讽者则不然，他们认为，演艺明星高收入是社会现实，是合理合法的，嫉妒是无能的表现。
那么，如今当红的演艺明星，其收入动辄是其他众多行业佼佼者的成千上万倍，舞台上随便唱一首歌，就是几万几十万的收入，究竟是否合乎情理，是否天经地义的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是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这也是价值观念的问题。
单纯从当下的情况看，演艺明星如王宝强通过演几部电影电视剧，成为身价千万乃至上亿的富豪，似乎有其合理性。因为，他们的收入来自票房和广告。换言之，来自影视文化的消费者和需要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的企业。钱的流动都是按照自愿、合法的方式和程序进行的，按照商品经济的市场规律进行的，演艺明星一没抢二没偷三没骗。实际上，演艺明星的超高收入，也是目前的国际惯例，普遍现象，欧美、港台都是如此。
但是，从人类文明史的演变看，却并非“向来如此”。曾几何时，相当于今天演艺明星的群体，不但经济收入不高，社会地位更是低得可怜。许多时代，尤其是帝王英明、政治清明的时代，他们被称为“戏子”“伶优”“伎人”，收入也仅仅维持在养家糊口的水准而已，连普通百姓都不如。数千年文明史，大部分时间，收入最高的是达官贵人群体。那时候的收入，被叫做俸禄。所谓俸禄，就是侍奉帝王得到的利禄。直白地说，官衔级别越高，俸禄越多。在那样的时代，人们或通过到边塞从军，或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衔，获得升迁，获得尽可能丰厚的利禄。有句老话，叫做：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运气好的，也有一步登天，利禄滚滚而来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的就是这种幸运儿。
不要说千百年前，就是几十年前，情况也跟今天截然不同。今天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一辈艺术家，论造诣、论成就，未必在今天的影视明星之下。但是，论收入，却有天壤之别。老一辈艺术家的物质生活，跟普通百姓没有多大差别。演艺明星成为千万、亿万富豪，成为受到万人敬仰的群体，在大陆，也就是二十来年的事情。这种情况，还能够持续多久，谁也说不准。
除了“并非向来如此”，还有“并非纯市场效应”。众所周知，当今世界，包括所谓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绝非一切取决于资本，取决于市场。人的因素，包括政治的因素，政府的管理制度，仍然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如果真的一切以资本、市场决定收入，那么像钱学森、袁隆平那样的科学家，他们的收入，一定不会低于当今的演艺明星。可见，演艺明星的超高收入，有政府“管理”的问题——管理没有做到公平合理。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年薪远远高于同级别的政府机关官员，甚至远远高于国家元首，这大概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一大怪现象，乱象。
除了“并非纯市场效应”，还有“并非天经地义”。种粮食的吃不饱肚子，生产汽车的买不起代步工具，冒生命危险保家卫国的家里房屋被房地产商扒了，聪颖过人、呕心沥血从事科学研究的死于穷困，而唱歌、演戏（当然也辛苦）却名利双收、富可敌国……如果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么，我敢肯定，这样的好时光是不会长久的。种粮食的，生产汽车的，保家卫国的，从事科学研究的，迟早会有醒悟、罢工的一天。
总而言之，我认为，当今演艺明星的超高收入，是一种侥幸。尽管这种侥幸，跟他们历史上的个别同行的侥幸（例如唐代著名歌唱家李龟年兄弟的富比王侯），看起来不太一样，他们的财富不是来自帝王的恩宠、赏赐，而是来自广大消费者的无私奉献。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侥幸。侥幸的根源一样，都是人性的堕落，就是唐代诗人李白所指出的，“金珠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所不同者，一个是个别人的堕落，一个是千万人的堕落。
因此，我也不认为，造成演艺明星的超高收入现象，责任全在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不够合理和政府调控税收政策不够公平两个方面，民众（主要是年轻一代）的非理性生活消费观念也值得深刻反思。同样是文化消费，花二三十元买一本好书，掂量来掂量去，纠结不已；而花一百来元买张电影票、花一千多元钱买一张明星演唱会入场券，却毅然决然，毫不犹豫。
我们所身处的这个过于注重感官刺激、娱乐至上
的时代，不能算是一个好的时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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