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秋天，我和袁隆平老师碰巧在同一天进入安江农校。可不同的是，他是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到安农教书，我是从新化青峰初级农校被省里撤销后合并到安农读书，那时我还是一个少小不更事的青少年。此后不久，我升入高农305班，袁老师任我班班主任。这里我采摘几束花絮献给袁老师，以表示对他的无限思念和崇敬。

他的发现决非偶然

　　我记得在1957年上学期我们开了农作物遗传育种这门课，由袁老师讲授。在课堂上，袁老师讲了农作物品种间通过杂交后，其后代具有不同于父母本的杂种优势，人类利用这种杂种优势就可最大限度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他还说：“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若要获得杂种后代，必须对每一颗谷粒进行人工去雄，采集另一个品种的花粉授到已去雄的谷粒上。但想得到大量的杂交种子，所花的人工是不可想像的，在生产上应用几乎不可能。假如不经人工去雄就能获得大量的杂交种子，那雄蕊必须是败育的，但当今世界上还没有发现这种雄性败育的水稻，而这种败育的可能性在自然界应该是存在的，只是有如大海捞针，很难发现而已。”
　　水稻自花授粉结实，是水稻自身世世代代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人类难以改变的生物规律。水稻不经人工去雄就能获得杂种后代，我们听了就像听神话似的，近乎有点天方夜谭。1959年我毕业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早已把袁老师讲的杂种优势利用问题淡忘了。
　　然而，在1964年7月5日午后2时25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地处我国湘西边陲偏僻的安江农校，传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袁隆平在该校一块洞庭早籼的水稻田中，发现了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从此，袁老师把它视为珍宝，开始了他对杂交水稻长达十数年的艰苦卓绝的探索和研究，完成了难度极大的三系（即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配套，水稻完全可以不经人工去雄就可随心所欲地获得我们在生产上使用的杂交种子。这是水稻发展史上一次史无前列的飞跃，从此拉开了世界上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序幕。
　　1975年杂交水稻在广西试种获得空前成功，亩产500公斤以上，突破了水稻亩产一直在400公斤左右徘徊的局面。从此，在全国掀起了大种杂交水稻的热潮，产量年年攀升，现在亩产已达900公斤以上。到2004年为止，杂交水稻栽种面积已占全国稻田总面积的60%，累计增产粮食6000多亿公斤，还推广到了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育种方法已从三系法品种间杂交进入到二系法亚种间品种杂交，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即现在的超级稻，最后还要实现一系法远缘品种问杂交，那时杂种优势会更强，产量会更高。
　　1980年，在菲律宾的一次国际水稻学术会议上，确定了袁老师世界“杂交水稻之父”的地位。从此，对他的奖励接踵而至，他是我国第一个获得“国家特别发明奖”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首席科学家，也是全世界 获得各种国际奖项最多的顶级科学家。他的发现被誉为继我们伟大祖国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他所取得的成就与我国火箭飞船上天相提并论。他不仅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现在我才彻底明白，原来袁老师在课堂上对我们讲的并非神话，他早已插上了理想的翅膀，在茫茫的稻海中苦苦地寻觅和翱翔，终于找到了天下第一株水稻雄性不育株，才有了今天举世瞩目的杂交水稻。因此，他的发现决非偶然，成功只属那些早有思想准备和高深学养的人。
　　他在获得各种重大奖励和荣誉后，每当省和国家领导人去看望他，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只是简单地重复说：“我的愿望就是把杂交水稻推广到全世界，让世界远离饥饿”。这就是袁老师一生梦寐以求为之奋斗不息的伟大理想。

一道抹不去的记忆

　　1978年10月29日，我在县科委副主任肖征龙同志的带领下，前往长沙参加湖南省科学大会，住在湖南宾馆。10月31日早餐后，所有参会人员集中在宾馆的大坪里，正准备出发到省军区大礼堂参加大会开幕式。我坐在大客车前排靠窗的座位上，这时汽车已经发动了，我抬头向窗外望去，突然看见袁老师站在离我约20米的吉普车旁，这是大会给他配备的专车。我急忙向袁老师边挥手边情不自禁地大声喊道：“袁老师！”我怎么也没想到，他却朝我快步跑了过来，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激动地问他：“您还认得我吧？”他立即回答：“你叫李谟崧，爱搞写作的。”我还没来得及和他多说几句话，车子就启动了，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我好糊涂啊，怎么不主动走下车去会见袁老师呢。
　　1994年11月10日，我和时任县人大副主任的陈远志同志去安江农校参加第二次校庆。到达学校的当天，我们就找到了袁老师的住处，这时已先后有10多人围坐在袁老师窄小的客厅里，他正好从楼上下来，坐在我们中间。陈远志同志比我早一年毕业，是他教出的第一届毕业生，在坐的校友他几乎全都认识，就自告奋勇地当起了领队，一一向袁老师介绍。当介绍到我时，袁老师突然插断了他的话，说：“我知道，他叫李谟崧，我是他的班主任。”转而慈祥而又面带笑容地问我：“你还在搞写作吧？”这一问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袁老师当着众多校友的面，又一次提起我的写作问题，使我不得不认真回顾自己的人生。我入读安江农校后，由于体质差，没有什么特长和爱好，就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阅读小说，时不时模仿小说中的情节向刊物投点稿。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学细胞，我是一个在读小学一年级时就留了级的人，没上过一天完小就混进了新化青峰农校（那时招生还没有统考）。入校后连个十百千万的数字都读不来，毫无疑问读了一年又留级了。像我这样文化素质很低的人，怎能奢望在文学创作上搞出什么名堂？毕业后我就放弃了，再也没染指过。袁老师对我到安农以前的状况当然不了解，哪想到我这一幼稚的举动竟然在这位科学巨匠的头脑中形成了一道抹不去的记忆，无论岁月流失多久，他都那么清晰地记得我，令我非常感动，同时又懊恼不已，悔不该当初走了歪道，浪费了大好时光，那时若能跟着袁老师多学一点业务知识，也许我会有更大的作为，可惜人生没有也许，我愧对袁老师对自己的关爱。

这是抠门吧

　　2000年9月1日，袁老师来我县出席华塘官渡村验收他选育的超级稻高产示范片现场会，到会的还有国家农业部、有关省份的领导和专家及新闻记者，他们在龙山仅停留一天，时间非常紧迫。第二天袁老师就要走了，当天晚上，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龙山民族宾馆会客厅接见了我们在龙山的几位安农校友代表。我和袁老师并排坐在一起。刚刚坐定，一位贵州代表急急忙忙来到会客厅找袁老师。他是专门给袁老师送一大叠照片来的，袁老师接了后随手递给了我，我粗略地翻看着，可能全是贵州的政要和名人与袁老师的合影。当这位贵州代表正要转身离去时，袁老师却叫住了他，对他说：“我跟你讲，去年我到贵州时，你们接待的规格确实很高，住最高级的宾馆，省里的主要领导也来接见了我。但是，我们的机票却要我们自己掏钱买。”
　　袁老师这几句话，把这位贵州代表说得面红耳赤，只好连连地向他表示道歉，说：“今后我们一定注意，一定注意。”说完就尴尬地走了。袁老师回过头来向我解释道：“他是贵州省农科院的院长，去年他们邀请我去讲学，我仅带了一名助手，是他们请我去的，临走时机票钱要我们自己出。你看，你看。”他讲到此就把话打住了。
　　我听了袁老师的解释，心里不觉咕咕地直乐。敬爱的老师啊！您这不是太抠门了吧，有人评定你的身价过仟亿，还拥有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家个人名字命名的“隆平高科股份公司”，你得的巨额奖金，自己只拿少部分，绝大多数都分给了您的助手和团队的同志们，您还拿出很大一笔钱建立了“袁隆平奖励基金”，以奖掖那些在杂交水稻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您何必计较那区区两张机票呢？
　　“你看，你看，”我看见了什么？我久久地回味着，最后终于想通了，这不是袁老师太抠门，是他一贯率性而已，有话直说、认理不认人的性格使然，因为他也是凡人啊！
　　我习惯了
　　袁老师不大讲究自己的穿着，热天只见他经常穿一件白底兰格子或红底紫格子衬衫，秋冬常穿一件很普通的黑色夹克衫，有时还穿着这样的衣服出席一些社交活动。只是在参加一些严肃的会议时，不得已才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即是这样，也穿得不很规范，像受到某种约束似的。曾经有人问他：“袁老师，您怎么穿得这么随便啊！”他随口答道：“我习惯了。”
　　是啊，袁老师是大地的儿子，他工作和办公的地点主要在田间。他视田间如战场，随时准备出征，常常看见他骑着摩托车奔驰在田间小路上，被他骑坏的摩托车就有七、八辆之多。穿着过于考究，有碍他下田，不便于他搞科研。
　　他一生洒脱、简朴、随和、宽厚、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从不做作，毫不修饰，无私奉献，不图享受，清癯黝黑的脸上总是挂满微笑，看上去他不像一个科学家，倒像一个地道的农民。他从另一个层面为我们树立了一块令人景仰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