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自主选学课堂上，老师对大家说，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你在哪方面超过在座的大多数人？我差点脱口而出，我在种地方面超过在座的所有人。
　　我是1967届初中毕业生，因为全国停止考试招生办学而辍学，1977年欣逢恢复高考，得以重进校门读书学习。我停学十年，务农十载，掌握了全套犁耙耕作功夫。能不忆当年！

我的“读书无用” 

　　1966年夏天，我在龙山五中上到初二时，“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与全国各地一样停课闹革命，一些外地学生来串联，大家高呼“造反有理”，炮轰“三家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学术权威”，揭批学校支部书记，批斗老师。接着，学生到北京到全国各地去“革命大串联”，革命烈火熊熊燃烧到农村、工厂、商业等各个领域。
　　学校不上课了。原本欢快的校园里，运动开始时轰轰烈烈像乱哄哄的火车站，到后来冷冷清清像个破庙，老师不能教课，学生无课可上。到1967年夏天，我们本该毕业，却不让离校，要继续“闹革命”。已经毕业的上一届学生，被从家里从高一级学校叫回来"返校闹革命"。不上课，乱哄哄，闹了一阵之后，没有事情，只有回家待着，打柴放牛打猪草。那时候信息不灵，我们一般在家待两三周，听说要"复课闹革命"，或者是什么也没有听说，徒步50里返回到学校，看看恢复上课没有，见到只"闹革命"而没有“复课”，就在学校玩一周，再回家待两三周，然后再到学校，认着个学籍。
　　学校没多少人。运动开始以前，同学们积极种瓜种菜，收获黄瓜、茄子、南瓜、豇豆等等，卖到学校食堂，象征性地收费，收入作为班费，瓜菜充实伙食。"闹革命"之年，叫种菜时没有几个人去，零星种的几点儿蔬菜没有人经管。学校不开伙了，在学校混时间的学生劈床板烧火做饭，在菜地里荒草中摸来皮球大的南瓜儿炒菜。到河里戏水，到山湾前后河道沟岔摸鱼。我们把红岩溪几条溪沟岔道都摸了个遍，徒手摸，用卡子围捉。每天煮鱼吃。后来，想调改口味，卖鱼买豆腐买蔬菜，炒几种菜吃。
　　拖到1968年夏天，只学到初二课程的我们67届初中毕业生算是毕业。班上一半同学都拖不起时光，等不到那时候，有的回家帮家里劳动，有的回去结婚成家。学校给我们坚持到头的学生每人一张用蜡纸刻写油印的纸，算是初中毕业证明。我属于坚持到头等那一纸证明的那一部分。临离校的那天，班上稀稀拉拉的二十几个同学嚎啕大哭，伤离别？痛命运？伤感我们初中在校四年只上两年课程的离奇时光？我们一个个回家去，说是要扎根农村。
　　我们水杉坪小学每年的毕业生只有三五个考上初中。我初中毕业回家时，水杉坪还只有零星几个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人，在乡场上我算是高学历的知识青年。青年人说：只有鼎锅煮馒馒（阴平调，饭），哪有鼎锅煮文章！老班辈人说，农家娃儿读书么，认得票子，会算账，不被人蒙，就行了。
　　是啊！我们读书学知识，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人民公社大集体生产队配备识点数的会计、保管员，这是干部系列，掌握一定权力，不会让我担任。还需要记工员，没我的份。就连给社员们读读报纸这类事情都不让我做，尽管他们读不通。乡场小学聘请了几位民办教师，带毕业班语文的老师办公室贴着六条座右铭小条幅，其中五条文字不通，比如"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到底"。我想，如果让我当呢？
　　我读的书还是有用处的，就是帮人写检讨。那时候，不准赶场买卖东西，不准随便外出，不准一户养三只以上鸡鸭，不准在集体栽完苕之前栽苕，不准在集体用肥时段往自留地施肥，等等，如同奴隶制的管制。如有违反，就得敲锣示众，写检讨。不识字的人找我帮忙。我代笔，设身处地，交代罪过，检讨错误，深刻认识，检查思想错误根源，上升到一定高度，斗私批修，反修防修，灵魂深处闹革命，批判资本主义思想。
　　当然，我学的知识也还是有用处的。比如，一位当大队干部的回乡知识青年被推荐上大学，他凌晨两点多钟从公社所在地骑自行车赶到我家，喊我帮忙，我从睡梦中爬起床，为他代笔写了一篇作文。帮他上大学去，我在家扎根务农。 
　　我的“社会”与“资本”
　　大队支部书记在会上讲话，说：现在全世界有13个“社会国家”。有人笑话他把“社会主义”说成“社会”。取笑者知道那样说不对，其实也没搞清什么叫“社会主义”。那些年流行的说法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听那样的说法多，就是没搞清什么是什么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谁知道啊！为人民公社生产队集体干活就是社会主义，为家庭干活就是资本主义？
　　我这人为“社会”为“资本”都十分卖力。因为我的性格原因吧，我做事责任心强，凡事争强好胜，总是想做得最好。
　　生产队全年绝大部分时日做计时制点工，每个工日一定的底分，一个男子壮劳力劳动一天记工分10分；一个妇女或其他弱劳力劳动一天记8分或8.5分不等。年底累计工分，按工分分配劳动成果。我刚参加生产队劳动时，每天底分3.5分。随着年龄增长，气力增强，每过半年左右长半分一分。有一些挑背肥料、石头、粮食等活计采用计件制，每挑背运100斤到目的地，记3分或几分。包工薅草一块地，记15分或更多。我长到十六七岁，虽然还没有成年，气力还没有长足，每天底分七八分，抢薅草，与强劳力一样认一块地，抢挑运，跑得快，到年终，我的总工分全生产队最高。很多人鄙视那工分，每10分价值1角多2角多钱，要是自己另外做什么都能挣那个价值的七八倍，抢那工分做什么！一些人装病在家，常年不上工。明明知道这样，我还是争抢那工分。插秧，我抢在最前面“背驼田坎”。薅草，我冲在最前面。捡牛粪，我是捡得最多的那一个。背装挑运，打早工，抢晚工，到年底，挣得工分最高，觉得脸上有光彩。我参加了五条公路和一座水库的修建。在天门山修公路，我承包挑土方，抢在最早完工，然后翻山去砍青冈树棒。我从离家80多里路途上扛回几捆青冈树棒，我家做锄头把用了多年。长身体的年头，肩上担子重，劳累过度，就这样，身体没有长开，成年后个子没长到父亲高。我拼死拼活为“社会主义”做着贡献。
　　如果将为自己家干活叫做“资本主义”，我的劲头也是高昂的。农民的土地都入社归公，给每人留一分种菜的地，叫自留地。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人们做集体的活懒洋洋，大呼隆，出工不出力，因为出多少力气不一定得多少报酬。而在那每人一分的自留地上，却花相当多的心思和精力。自留地除了种菜，也种洋芋、红苕、苞谷等，间作套作，不管收获多少，都是自己现得。谁家自留地的作物都比集体地里的长得好。各地紧缩自留地，将原来私有的果树每户留一棵，每户留三只鸡鸭，多出的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就割除。有的地方，凡是见到长得比生产队好的庄稼，一律砍掉。我家的自留地种得好，在地方上有名。每天凌晨，全家人天不亮就起床，妈摘菜做饭，妹妹洗衣服，其他人放牛割草，我和爹挑粪兴菜园。我们家卖白菜收入十几块钱，被说成资本主义。有人说我家菜园的洋芋：刨开看啊，像砌岩墙的岩头个垒个！我家八人，常年借粮，挖蕨根和苦菜蔸，以洋芋、红苕、南瓜、萝卜或大头菜煮稀饭，艰难度日，后来，天上裂开一道小缝，生产队放宽限制，为每一户划三分饲料地，实际上划的是荒草坡地。我家开挖了五块背阴冷浸的生荒地，烧火土灰，挑猪粪，用粪肥堆出不少洋芋、红苕和瓜菜，掺水煮烂啪饭，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家中两人因饥饿致病而死。就那些洋芋、红苕和瓜菜就是“资本主义”？
　　我回乡务农的十年，我们家八年没有过年米，借米过年。每年秋收过后，还了借债，所剩无几，以红苕、南瓜当饭。借得三升两升大米或苞谷，取出很少一点，和3/4的萝卜或大头菜颗粒煮烂啪饭吃。我们到坡上挖蕨根，挖苦菜蔸，全家人一天挖来几捆，洗净，鼓捣半夜，砸碎，第二天早上反复捣榨，榨出几大缸水，过滤，沉淀一昼夜，得一点儿淀粉，煮糊糊，活命。那样的日子叫什么“主义”？硬要冠以个社会阶段么，就是原始社会采集。 
　　我的屈辱与荣耀 
　　我辍学回家那年，父亲遭到批斗。几场批斗会，用棕绳捆绑紧勒他的双手，使他身心受到极大侮辱和摧残。批斗后又关押在公社。这对于我们家庭来说，简直是天塌下来啦。
　　进出路口房屋的白粉墙上写着批判我父亲的大幅标语，每个字将近一米高。我每从路口经过，总觉得有人指指点点，我低着头逃避。每逢大队或生产队开会，干部讲话，作阶级斗争新动向举例，就说到我父亲。我坐在树筒上，把头低在两个膝盖之间，巴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以躲避那些针刺目光。
　　冬天，大队每到开社员大会之前，勒令地富反坏分子无偿送柴供大家烤火用。我父亲被放出来后，划在那个行列，也被勒令无偿送柴。他叫上我帮他挑柴送。我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在众人羞辱的眼神中挑柴送柴，感到浑身不自在，特别羞愤。
　　我背着大柴背篓到县城赶场，走在街上，碰到那几个被推荐选拔上高中的同班同学，心里很不自在，不平衡。那时候我们全县只有一所高中，初中毕业可上高中的人很少。我心里想，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要不是取消招生考试，考上高中的应该是我这样的啊！
　　我借宿在第一中学门外一个亲戚家，早晨起床后，呆呆地坐在门口，看那些同龄人一路说说笑笑上学，心里像打翻五味酱瓶，满肚子苦辣酸涩。
　　我5岁上学，初中毕业时我的那些一起放牛的伙伴才上到四五年级。几年工夫，乡村小学戴帽办成初中，接着又办成高中，还是那些原来教小学的老师教课。乡场上的同伴一个个都成了高中学历。我成了低学历者，整天上大坡，晒黑脊背。父亲多年后对我说，他在我年幼时请算命先生给我算命，先生说，你这个儿子啊，超过你家三代人！父亲当时看着我蔫头蔫脑萎缩上坡的背影，心里酸楚：这娃儿就这样啦，立不了什么业啦！
　　家里私藏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十几本书，成了封建主义毒草，我和父亲偷偷地将其藏在猪圈上方，藏在瓦檩间，又换在地板下，总觉得不安全，又怕老鼠咬噬，怕淋了雨，换了几个地方东藏西掖，如同贩毒，还是被搜查走了。
　　那几年，心里灰暗，感到前途无望，感到生活无光。没什么指望，没什么追求。不看书，不写字，也没有什么书可看。除了自己的名字，其他许多常用字似乎想不起来怎么写了。
　　在山上劳动时，似乎听得有人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事。不会有人问到我。有人问一个文盲女，她说，不是讲罗，我没上过学，要是上过学啊，就能上大学！因为家庭成份为贫苦，是革命依靠对象，她好自信！
　　1974年夏天，民办教师田永生受委派做推荐工农兵学员的事，他冒着受打击的危险，鼓励我参加。生产队社员们对我的评价很好，同意推荐我。田永生整理出推荐材料，大队支部书记不让盖公章推荐我到公社。公社向春和副书记郑重地写了一张条子，意思是，既然群众都同意推荐，大队就不应该拦着。我才得以被推荐到公社。15个大队共推荐15人到公社，象征性地考试。数学考试，测验操场面积和一棵白杨树的高度；语文考试，每人写一篇批林批孔文章并在讲台上宣读。后来听别人说我的文章写得最好。但是被推荐上去的人中没有我。全公社那一次推荐6人上大中专学校，后来被学校开除2人。我想，他们浪费那指标多可惜啊，要是让我这样渴望上学的人去，我一定是学得最好的。
　　那一次推荐唤醒了沉睡的我。从那以后，我开始自学，挤时间看书学习。只要有时间，就读点书。收工以后，不管多么晚多么累，我都在煤油灯下搞点学习，经常学习到深夜。
　　1975年，县委驻队工作组姚良梅组长集中全大队知识青年，让每人写一篇文章，从中选出一位写得好的为通讯员，我被选中。我做这项工作刚开始不久，县广播站就在几期简报中述评赞扬。1976年，我被中共龙山县委宣传部邀请参加宣传工作座谈会，被湘西自治州团结报评为优秀通讯员。我从写新闻报道稿，进而学习语文知识，学习文学创作。我积极写作，投稿到县文化馆。文化馆印行一本诗集，我的作品占1/4篇幅。这年秋季，我被选为文化系统先进代表，出席了龙山县文教先进代表会议。
　　这年冬季，我在水杉坪园田化工程工地作广播宣传工作，采写和编发了大量稿件，激励大家的劳动热情。那项工作完成后，我原来就读的小学后来办成戴帽高中的学校，一位老师得花一段时间准备参加县里文艺汇演，需要抽调代课教师。大队支部书记叫我去担当。我说，我才上到初二呢，代高中的课啊！支部书记说：你能行！

我的“职务跃进”

　　许多人都有“官瘾”，我也有。一些人在学校期间就想当学生干部，我也是这样。我5岁入学，在班上年龄最小。那时候农村儿童入学晚，班上多数同学比我大两三岁，有好几个同学比我大七八岁，我是受照顾对象、遭欺凌对象，哪里会轮到我当干部呢？也还是有"官运亨通"的时候呢！我在六年级时当上了少先队中队学习委员。考上中学后，开学那天，班主任召集全班开会，问同学们在小学时当过什么干部，从中遴选班干部。大家提供情况，谁当过班长以及什么委员之类的。我说，杨盛龙当过学习委员。别的同学都是他人提供，我们那所小学只有我一人考上这个班。后来大家知道我是自己提供，嘲讽道：自己提自己啊！我在中学没有当上班干部，还遭遇了那样的尴尬。
　　初中毕业后回到乡村，我落到社会最底层。务农多年，没有担任一点什么职务。
　　1975年7月，我在22岁将近退团年龄之年加入了共青团。过不多久，我参加了全县民兵代表大会。1976年冬，我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兼任会计。这就是大队干部了。那时候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公社为民兵团，大队为民兵营。民兵营长为大队干部，民兵排长是生产队干部。我多年在生产队当社员，一直连民兵班长都没当过，连“班级干部”都不是，一下子跨越几级成了“营级领导干部”！
　　其实，对于我来说，当大队干部并没有什么好处，反而耽误了时间，影响了我的高考复习。
　　我正担任着大队会计兼团支部书记，到县城买杂交水稻种时，从广播中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并不是很激动。由于一位朋友的鼓励，我报名参加高考。
　　那一年我们大队学大寨，全大队8个生产队统在一起算年终分配账。我从来没有当过生产队会计，这下要集中算8个生产队1100多人口的年终分配账，工作的繁杂忙碌可想而知。在一个老会计的帮助下，一个生产队又一个生产队的算年终分配账。那段时间，我们白天算账，晚上开社员会公布账目，忙得我焦头烂额。没有一天空闲，就连晚上也被工作占用，只抽出几个早饭前的零星时间，零零碎碎地搞了点高考复习准备。
　　我背着铺盖卷，步行50里，到红岩溪参加高考。参加高考的人绝大多数都是高中毕业生，而我只上到初二。我还是胜出了。包括5个公社5万多人口的地区的那个考场，1000多考生参加高考，只考上我一人。那年高考在冬季。那年冬季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
　　【作者简介】    杨盛龙，1953年生于湘西龙山县水杉坪，土家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发表文学作品千多篇，出版散文集《西湘记忆》等多种，被《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十多种文学史著论著专节评介。